市民阅读《条例》

　　12月1日，《雅安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集中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上，市学雷锋志愿服务站站长余志均与其他文明志愿者站在台上，共同发出了争做文明市民的倡议。今年5月，他作为听证陈述人，参加了《条例（草案）》立法听证会。

　　《条例》从筹备到正式出台，历时近三年，经过了立法筹备、多方调研、广泛征求意见等各项工作，立法之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市人民共同智慧的结晶。

　　这也是我市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基层立法联系点后，制定出台的第一部法规。

　　突出地方特色

　　融入“大熊猫文化”和“茶文化”

　　谈起《条例》立法背景，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梅伯鹏介绍，2020年7月，市文明办曾组织过一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虽然经过近几年不懈努力，市民文明素质有大幅提升，但部分不文明行为仍然突出，仍有40多种群众反映较为集中的不文明行为。

　　“通过立法的方式，提升市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便是此次立法的刚性要求。”梅伯鹏表示，今年1月，雅安成功入选2021—2023年创建周期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立法建立长效机制后，可以不断增强市民主动融入社会管理和服务的积极性、主动性。

　　2020年12月，该法规项目立项；历经起草、征求修改意见、立法调研、召开专题会和立法听证会及审议等环节，在这其中，我市结合实际，借鉴参考了眉山、自贡和泸州等地的文明行为促进立法；今年9月，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正式批准了《条例》。

　　《条例》共七章三十二条，内容充分融入了雅安本土特色的“大熊猫文化”和“茶文化”，将其所代表的亲和友善、开放包容、坚韧顽强的精神加以弘扬和传承；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法规的重要内容，积极助推川藏铁路第一城、绿色发展示范市建设。同时，紧跟新形势下国家对加强文明行为建设的新要求，旗帜鲜明地倡导低碳生活、绿色消费、节约资源的生活方式；积极主动服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需求，使防控要求和管理措施法治化和常态化。

　　促进型立法

　　社会服务代替行政处罚

　　值得注意的是，《条例》属行为促进型立法，此类法规与以往制定的管理型立法具有很大区别。

　　梅伯鹏介绍，在管理型立法框架下，政府职能更加注重监管与保障，公众相对处在一种被动的关系中。而促进型立法，更强调政府职能的服务性和主导性，其责任条款只是作为一种辅助手段，是一种事前防范的法律机制。

　　因此，《条例》以一种“软法”的形式出现，我市充分考量了作为促进对象的文明行为，属于高于法律约束底线的道德范畴，是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弱化了规范强制类措施，大量运用“鼓励、倡导、引导”等字样的条文，引导市民自律自省，以修身养性的方式来逐步提高文明素质，采用奖励机制促进条文的更好实施。

　　《条例》采用列举的方式，明确了不文明行为方式，包括携带犬只出户不牵引或者不装入犬袋、犬笼，不清除犬只排泄物，擅自设置、撤除道路停车泊位或者设置障碍物影响道路停车泊位使用等，并在第六章中，专门设置了社会服务代替行政处罚制度。

　　这意味着，如果市民违反了《条例》规定，可申请参加与文明行为促进工作相关的社会服务，执法部门可从轻、减轻或者不予处罚。通过让违法行为人亲自参与到一线工作中，深刻体会管理者的辛苦，不仅体现出人性化执法的一面，对警示和提升大众文明意识也具有重要作用。

　　“当然，哪些行为的处罚可以采用申请参加社会服务的方式代履行，以及采用何种社会服务来代履行，则需根据实际情况，按照该法规的规定，由市政府通过制定具体办法的方式统筹并逐步推进。”梅伯鹏表示。

　　本报记者 张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