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云

　　罗光德/文

　　在雅安市芦山县城里，隐藏着一座毫不起眼的小小四合院。这个小院里居住的主人，家里曾经有过红色革命的传奇。在芦山，这对夫妻平静地生活着，他们从未在别人面前刻意提起过发生在自己家庭中的故事。两位主人悄悄地把家中的一个个“秘密”，藏进了巷子深处那扇不时虚掩着的门内——

　　在芦山县城区北街，住着一位名叫沈长运的男子，是我国杰出的学者、诗人、书法家沈尹默之嫡孙。而沈长运的岳父张树云，则是20世纪30年代从芦山县参加长征的一位老红军。

张树云的任命通知书

　　小院里的红色家庭

　　当谈起80多年前红军长征来到芦山的话题时，沈长运的妻子张荣介绍，他的父亲张树云在13岁时，便跟着地下党一起加入了革命队伍。之后，他又从大巴山那边，随大部队踏上了长征的路途。

　　原来，家住芦山县仁嘉乡（现芦山县芦阳街道）石家沟的张树云早年父母双亡，小小年纪的他没吃没穿，便流落街头靠乞讨为生。1933年的一天，他流浪到芦山飞仙关二郎庙的破庙里过夜，结果竟然碰上了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不速之客——被国民党识破身份后、正在被追击捉拿的中共地下党党员袁外发和陈久安！

　　藏身在同一座破庙里的袁外发和陈久安看到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小树云，就上前去问他，愿不愿意跟着他们到一个有饭吃的地方去。

　　愿意！

　　就这样，张树云跟着两个陌生的大人离开芦山，去四川江油拉运盐茶。后来，张树云经袁外发和陈久安介绍，光荣地参加了红军队伍，成为一名小战士。而当时的芦山县，由于旧军阀抓丁拉夫，派收各种苛捐杂税，往往逼得劳苦大众妻离子散、背井离乡、家破人亡，许多穷人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凄惨生活。

　　1935年5月底，长征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后，主力向汉源、荥经、天全挺进。6月7日夺取天全县城后，红军队伍迅速抄袭芦山，继续北上，翻越夹金山。

　　1935年11月，红四方面军南下到芦山。红军还打开监狱，释放被关押群众，焚毁管狱署、征收局、保卫团、公安队的簿据、契约等档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驻扎进芦山县城北约5公里的仁嘉乡石家沟。芦山劳苦人民则积极支援红军，向红军无私地提供了150万余公斤粮食和其他红军急需的物资，保障了红军的供给。芦山县境内，先后有1300多名青年男女参加红军，革命的种子播撒在了芦山土地上，革命的思想也扎根进了芦山穷苦人民的心中。

　　张树云随同部队一路征战，回到了家乡芦山。后来，又随长征红军部队继续北上，翻越夹金雪山，走过松潘草地，成为一名走完长征的小红军。

　　没有吃的，就嚼身上的武装牛皮带。盐巴没有了，衣服也十分破烂不能抵御寒冷，还要坚持长征行军。张树云和战友们饿了，把牛皮皮带要嚼到完全烂了，才吞下肚……

　　长征途中，十多岁的张树云可没有少吃苦头。从勤务员，到成为许世友的警卫战士，后来升任到部队的一名参谋长，张树云在部队中一步步成长起来。

　　1949年，张树云先后参加了解放南京、上海的战役。在南京军政大学，他邂逅认识了美丽的进步青年陆文。

　　“同志们！我们要继续挺进大西南！你们是愿意‘屁股后头冒烟’（留在大城市享受生活），还是愿意‘4条腿走路’（骑马）去解放祖国的大西南？”陈毅动员说。

　　张树云选择了回到原建置部队，来到了云南。

　　解放云南后，张树云调到重庆公安局当上了侦察科长，负责肃清反革命的工作。1950年底，云南省委书记来到重庆，在一次工作后告诉张树云，张树云原来在南京军政大学认识并且确定恋爱关系的进步女青年陆文在云南，希望他能够调到云南去一起工作。

　　在云南文山县（今文山市），张树云从文山县公安局局长干到文山县县长，直到最后在文山州林业局局长岗位上离休。

张树云小时从这里走出参加革命队伍

　　北大校长沈尹默的后代

　　张树云的女儿张荣，则在这个红色家庭中慢慢长大成人。在遥远的北方，一个名叫沈长运的年轻人则从未想到，日后他会遇上这位漂亮可爱的姑娘。

　　“皆因一个‘缘’字。”在介绍这段姻缘的时候，沈长运笑着说。

　　原来在1960年，沈长运14岁时，因为每个月能领17块钱的“学员费”，沈长运便参加了工作，在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儿童剧团搞器乐伴奏。“那段时间过得很快活，不仅学会了拉二胡，还交上了要好的朋友。”沈长运所说的要好朋友，便是在电影界被誉为饰演朱德总司令的“全国第一特型演员”王伍福。

　　沈长运刚刚参加工作不久，就遇上了“三年困难时期”。那时，儿童剧团被迫解散，剧团的人一个个各自投奔东西、自谋出路。经过艰难的努力后，沈长运好不容易才在天津劝业场谋得了一份新职业——当营业员。而他的好友王伍福，则考到了原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当上了演员。

　　“王伍福到北京后，那个时候我连个说话的朋友也没有了，特别寂寞。”沈长运说，幸好1966年云南省到天津招“支边”人员，他于是立即前去报了名。数天后，沈长运千里迢迢来到了云南省文山县（今文山市）。在一个商场的柜台里，他重操旧业，干起了营业员的工作。

　　四年后的一天，沈长运的商场柜台里来了一个年轻的女营业员，她便是大方漂亮的张荣。18岁的张荣，第一天认识沈长运的时候，怯生生地喊了沈长运一声“师傅”——时光荏苒，在文山商场柜台边，两个年轻人的心开始走到了一起，一段青春情愫由此而生……

　　在交往的过程中，张荣慢慢了解到沈长运的家世。一个红色革命的家庭，于是与北大校长沈尹默的后人结成连理。

　　“我对爷爷沈尹默的印象，是早在孩提时代留下的。”沈长运告诉记者说，他自己小时候随父母生活，爷爷沈尹默则因为是个“大忙人”，因此他见到爷爷的时候并不多。

　　“父亲常常讲爷爷的事儿给我们兄妹听。”沈长运说，他的爷爷沈尹默早年曾两度游学日本，归国后先后执教于北大、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并与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同办《新青年》，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得力战士”。

　　1925年，在“北京女师大风潮”中，沈尹默与鲁迅、钱玄同等人联名发表宣言，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后来由于蔡元培、李石的大力推荐，沈尹默出任河北省教育厅厅长、北大校长等职。

　　1932年，因不满政府遏制学生运动、开除学生，沈尹默毅然辞职，南下上海，任中法文化交换出版委员会主任。抗日战争开始，沈尹默应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之邀，去重庆任监察院委员，曾弹劾孔祥熙未遂，不满政府之腐败，抗战胜利后即辞职，卜居上海，以书法题字的收入维持生计。

　　“陈毅主政上海后，沈尹默是第一位拜访他的民主人士。”沈长运说，在上海，沈尹默亲自创建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书法组织——上海市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沈尹默在书法上的造诣颇深，周总理对他的字很中意，并在家中和办公室都曾挂过沈尹默的字。

　　“我爷爷和李大钊也是要好的朋友。”沈长运说，1927年4月6日，李大钊不幸被张作霖队伍逮捕。是日正值清明，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等相约在海淀春游，李葆华（李大钊的儿子）等亦一同前往，并借宿于沈士远（沈尹默的哥哥）家中。次日，才从报上看到李大钊被捕的消息，只得将李葆华继续隐匿城外，但因海淀侦缉队就在附近，不便久留，遂由周作人借去燕京大学上课的机会，将李葆华带回城里，隐居在周作人住宅中一个多月。后由沈尹默设法，化名为杨震，送往日本留学。

　　毛主席也曾接见过沈尹默，并对他的工作和艺术成就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沈长运从书架上拿出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红楼梦》，指着书名说：“红楼梦三个字，也是我爷爷题写的书名。以后再版的《红楼梦》一直沿用他的题名。”

　　重回长征路上

　　1977年，老红军张树云离休后回到了四川，有着强烈思乡情结的张树云放弃了可以留在原雅安地区机关工作的机会，向组织报告后回到了家乡芦山县。

　　“我的家乡，就在红军长征曾经翻越的夹金山下，那里叫芦山……”张树云割舍不下对自己家乡的无限眷恋，更愿意把自己叶落归根的晚年生活，安排在曾经熟悉而又已经稍显陌生的这片红色土地上。

　　在同一年里，老红军张树云的女儿张荣、女婿沈长运也从云南举家搬迁，来到了芦山县城。张荣、沈长运在芦山照顾离休后的父亲张树云，他们陪伴这位生活俭朴、要求严格的老人，在芦山这座小县城里颐养天年。

　　“我父亲对我的要求非常严格，从来都不愿意我们沾他的一点儿光！”张荣说，老红军张树云对他们一向管教严格。到了父亲去世的时候，他都还专门要求子女们不要去给党和政府“添麻烦、提要求”。

　　在芦山的家中，沈长运和张荣翻找出父亲张树云的老照片，一段段往事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我爷爷说他的一生很幸运，从一个小乞丐到后来参加红军，那么多战士牺牲了，他说自己幸运地活了下来。离休后国家还给解决好了待遇，他说自己真正是太幸运了！”在介绍老红军张树云事迹时，张树云的外孙沈纲向记者介绍说。

　　如今，从芦山县广播电视局退休的沈长运和从芦山县老干局退休的张荣夫妻二人，在院里种了许多花，一年四季花香袭人。然而，他们一家的故事，至今仍不为众人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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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诀别诗》原词

　　别了我的故乡！离情别恨，莫缭绕我的征裳；国泪乡愁，莫羁绊我的戎装。我要先踏上妖氛，弥漫的战场，把我的热血与头颅，贡献给多故多难多故多难的多故多难的党。国与故乡，听呀！江水呜咽，胡骑悲秋；看呀！河山破碎，血染巴州。可怜我川西无辜的民众啊，名、天、宝暴骨无人收。别了我的故乡！感谢你饯行的三杯美酒。从此长征去，奋勇杀贼，奋勇杀贼，誓死不休！倘得凯旋重聚首。再行握手。勿悲切，诀别之悠悠。

　　在芦山县双石镇马家大院发现的“题壁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