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子健

程子健的出生地荥经，如今山美水美  王维富 摄

　　王友平/文

　　巴山老树抗雪寒，工农事业寸心丹。更喜东风扫尘雾，奇枝翠色艳人间。这是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在追悼革命战友程子健时所写的诗句。程子健早在法国留学时就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此坚定不移地走上革命的道路。他曾与杨闇公、吴玉章等人一起创建中共四川地方组织，担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等重要职务，新中国成立后一直领导西南和四川地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在长达50年的革命生涯中，程子健历经风雨坎坷，即使身陷囹圄、遭受严刑，也始终信念不渝，坚持斗争，为党和人民呕心沥血。

　　早年留法投身革命

　　程子健，原名程秉渊，字心浦，1902年10月28日出生于四川省荥经县。他7岁入学，12岁高小毕业后到一家杂货店售货，利用业余时间自学。1917年，15岁的程子健非常渴望能到省城读书，拓展自己的眼界。后来，一个小学同学从成都来信告知，吴玉章在成都倡导留法勤工俭学，开办了一所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鼓励他去成都投考，并抄寄了一份招生简章。从招生简章看，程子健正好符合入学条件，他喜出望外。1919年秋，程子健来到成都，如愿以偿地考进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第二期，带着前所未有的激情与希望，他开始在人生新的起点上前行。

　　时值“五四运动”的革命风暴席卷全国，成都也在其中。学生们一边抓紧学习，一边踊跃参加抵制日货等爱国运动。当时，程子健与13名思想进步的同学，受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组成“劳人团”（取“劳工神圣”之意），积极响应“五四运动”，投入到爱国运动的热潮中。直至他们留学法国后的1921年5月，这个团体才宣布解散。之后，其中的12人在法国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先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成都经过两年多学习，程子健好不容易凑足旅费，于1920年11月下旬作为第二批四川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乘“智利”货轮赴法，次年1月上旬抵法国马赛。然而，时值法国经济萧条，工作难找，又无钱进校学习，生活也难以为继。程子健只好随同学到克来棱的史来德公司轧钢车间当散工，每日工资5法郎，仅够吃面包果腹。在这个半机械化制造武器工厂的高温车间，他们的工作是用长把铁钳夹着几十公斤到百多公斤的钢材飞跑，不仅劳动强度大，且有危险。为了生计，程子健在这里干了两年多散工。直到1923年4月，他才暂停艰难的劳工作业，进入巴黎电影专门学校学习放映和摄制电影——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学期为3个月的放映训练班，之后他又不得不到巴黎奈罗汽车厂做磨工和车床工，维持简单的生活。年底，由在同厂工作的同学吴琪介绍，程子健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参与创建重庆地委

　　1924年7月，程子健告别了留学生活，回到国内，在上海受到了党中央负责人邓中夏的接见，并被派回四川从事工运工作。到重庆后，程子健与团中央特派员萧楚女接上关系，分配在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委职工运动委员会工作。刚从法国回川，程子健尚无固定的职业和生活来源。这时，他想到用法国所学的电影放映技术，开办一所电影院，用以谋生和宣传革命。这一想法得到团地委的同意后，程子健便约人集资，先后在重庆打铁街、成都总府街开办了社育电影院、智育电影院。这是四川最早的两个电影院，他长期以此为社会职业来掩护革命活动。由于要经营电影院，得和一些工商界人士交往，程子健便常常西装革履出入交际场所。当时，有同志开玩笑说:“程秉渊是穿着西装做工运。”而这位西装青年确曾在法国工厂卖过几年苦力的，也正是那一段经历，使程子健熟悉了工人的生活和疾苦，为他此后长期领导四川的工人运动打下了基础。

　　早在1924年1月，杨闇公与吴玉章就在成都建立了革命团体——中国青年共产党。8月，杨闇公回到重庆后担任青年团重庆地委的领导工作，与萧楚女一起，从事整理和改组四川地区的团组织工作，并发动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1926年春，程子健与在綦江开展进步活动的中共党员郝谦接头后，得知萧楚女、郝谦等人正在组织开展“募捐赈灾运动”。此时正值綦江发生严重干旱，加之军阀压榨、地主豪绅残酷剥削，造成尸横遍野的特大灾难。为此，程子健积极协助赈灾运动，还把自己从法国带回来的无声电影放映机拿了出来，在募捐活动中进行电影放映。

程子健（后排左一）与周恩来（前排左一）等人在法国

　　1925年，程子健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3月，重庆团地委在工人中成立了外围组织“劳工互助社”，程子健作为其负责人，开始为新的使命奔忙。在杨闇公的日记里，也能看见程子健忙碌的身影，如1925年1月22日杨闇公在日记中写道:“晨间……秉渊（即程子健）突至，促我赴电灯公司为之交涉接线事，因此举与民促会有关，不能不与之偕去。”经过杨闇公、童庸生、冉钧、程子健等人的努力筹建，1926年2月，第一个中共四川省级组织——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重庆地委）正式成立了，杨闇公任书记，吴玉章为宣传部部长，冉钧为组织部部长，杨、吴、冉为地委执行委员，程子健、李嘉仲为候补执行委员。中共重庆地委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是全川党组织的统一领导机构。不久，工委、学委、妇委等相继成立，程子健任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领导全川工人运动。4、5月，他先后领导了重庆启渝印刷公司工人的罢工斗争和重庆工人反对军警镇压“五一”集会游行的罢工斗争。万县“九五”惨案发生后，他立即领导重庆工人组织建立“雪耻会”，抽调60多个优秀的青年工人组成雪耻会工人纠察队，宣传发动市民拒用英货、日货，并在码头、仓库进行检查、封存和销毁，查办不法奸商等。由于这些纠察队的工人集中住宿，程子健便利用这一机会进行军事操练，还亲自为他们上政治、文化课。

　　11月，重庆市总工会成立，冉钧任委员长，程子健任副委员长。在市总工会的领导下，各行业纷纷成立了赤色工会，全市有300多个基层工会组织，工会会员最高达17000多人。此外，程子健还积极组织与推动成都地区工人运动的开展。

　　1927年3月，蒋介石勾结四川军阀刘湘在重庆制造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三三一”惨案，冉钧、杨闇公等人相继牺牲。程子健闻此噩耗，悲愤万分，他冒着风险，将当时杨闇公烈士遗体照的唯一底片保存了下来。惨案发生后，重庆形势恶劣。按照党组织的指示，一部分同志转移到成都，加强了中共川西特委的领导力量。同样转至成都的程子健，在川西特委负责组织工作。当时，四川军阀正在全力围攻刘伯承领导的泸顺起义，解散革命团体，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白色恐怖笼罩全川。在这样的情势下，程子健作为川西特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坚持开展秘密的地下斗争，参加了各项群众斗争的具体组织领导工作，并注意培养各项斗争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从中发展党团员，使这个阶段成为成都地区党团组织发展较快的时期。

1959年，程子健（前排右二）与陈毅（前排右四）等在成都合影

　　临危受命担当重任

　　1930年，刘湘在重庆的第二十一军军部成立了清共委员会，利用叛徒大肆捕杀共产党人，中共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人刘愿庵、穆青、程攸生、邹进贤、李鸣珂等被叛徒出卖而相继被捕牺牲，中共四川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程子健奉命从成都赶回环境险恶的重庆，6月，他与罗世文、饶耿之等人筹组了中共四川临时省委，程子健任书记，临危受命，毅然肩负起领导全省革命斗争的重任。而这时，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开始在四川贯彻执行。

　　正当革命危难之际，中央派人来川传达全国举行武装暴动的决定。1930年8月，为配合全国暴动，中共四川临时省委立即将党、团、工会组织合并，成立各级行动委员会，程子健任省行动委员会主席。当时，省行动委员会受“立三路线”的影响，对全川形势作出了错误估计:认为四川军阀连年混战，自顾不暇；四川党团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川东游击队在万源、城口，四川工农红军二路游击队在丰都、涪陵坚持游击、开展武装斗争，因而已经具备了大搞武装暴动的条件。于是，布置各地发动兵变、农暴，结果均遭失败，使革命力量受到很大损失。

　　而此时，刘湘仍继续在重庆四处抓捕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省委领导同志饶耿之、刘大明等又先后被捕牺牲，白色恐怖更加严重。程子健因长期在重庆战斗，很多叛徒认识他，其处境相当危险。当时，省委也难以在重庆继续活动，年底，四川省各级行动委员会撤销，恢复各级党团组织。1931年春，中共四川省委被迫再迁成都。可以说，行动委员会斗争失败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8月，程子健担任中共四川省委军委书记。1933年初，他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时，沉痛地总结和检讨了这一阶段的错误，并在以后的工作总结中写道:“四川省委执行立三‘左’倾盲动路线，时间虽然只有几个月，但给四川地下党和人民造成严重损失。这时，我任四川行动委员会主席，应负主要责任。我犯了严重错误。”汇报后不久，他被留在中央军委工作。

　　身陷囹圄坚守信念

　　1933年3月初，程子健奉命由上海去中共江苏省军委联系工作，由于不知省军委书记朱之江已被捕、机关亦遭破坏，他一进门就遭逮捕，被关在老闸捕房。后解往南京伪宪兵司令部拘留所，经叛徒指认，被迫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但对有关组织的问题，他都闭口不言，坚决拒绝交代。即使面对严刑拷打，他也毫不屈服，将生死置之度外，早已作好了为革命献身的准备。后被判处无期徒刑。

　　在转至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关押两周后，1933年7月，程子健又被解往苏州陆军监狱。在狱中，他常常用摆龙门阵的方式，给狱友们讲解一些党的基本知识和监狱斗争的策略，还主动指导和帮助年轻的党员学习理论，如通过“外役”（即普通犯人，每天可以进出牢房做些担饭、送水和倒马桶等杂务）偷送一些进步书籍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世界知识》等，组织大家学习；他还耐心讲解《反杜林论》、《哲学之贫困》等著作，深入浅出，引起了听者很大的学习热情，其中有的人受其影响走上了革命道路。

　　监狱里的生活十分艰苦，狱中多次发起要求改善伙食的斗争，每次程子健都积极参加，甚至带病坚持，因此曾两次被罚加扣大镣。1935年，许涤新也被关入苏州陆军监狱，与程子健成为革命战友，从此结下深厚友情。

　　1935年秋，程子健在狱中得知中央红军已进入川西北的消息，高兴得彻夜难眠，欣然命笔作诗。同狱战友许涤新深受感染。1973年，许涤新在痛悼战友程子健的诗文中写道:“无期徒刑等闲事，横眉对敌不低头。‘但愿华西潮水涨，千愁万恨付东流’。”其中的后两句就是引用程子健当时在狱中提笔而作的诗句。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进行第二次合作，中共中央提出要求释放全国政治犯，国民党被迫接受，苏州监狱从8月下旬开始陆续释放政治犯，程子健等被判无期徒刑的60人在江苏高淳县（今高淳区）最后一批获得释放。

　　转战多地坚持斗争

　　由于4年多时间的监禁折磨，程子健出狱时患上了严重的脚气病，脚趾溃烂，腿胫红肿，寸步难行，不得不由同狱战友背扶着到达湖北汉口。在那里，他与中共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经审查后进入中共中央长江局举办的干部训练班学习。

　　1938年4月，中共四川省工作委员会书记邹风平去武汉向长江局汇报工作，同时要求给四川增派干部。于是，原本就是四川省党的领导干部的程子健，受长江局的派遣返回了四川。4年多狱中生活的锻炼，使他更加坚定了革命意志，而干部训练班的学习则让他的理论知识进一步提升。5月到成都后，程子健任省工委宣传部部长，他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新的工作中。

　　11月，四川省工委撤销，川东、川康特委成立，程子健被任命为川康特委组织部部长兼工委书记。这时，由于各地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涌现出大批积极分子，发展了许多新的党员，全省党员从这年春的340多人发展到10月的约4000人。为此，程子健开始考虑如何提高党员的素质，加强党员的基本知识教育，严格党的组织纪律等问题，由此提出开办党员训练班，并亲自参与讲课，从党的秘密工作原则到开展工人运动，从反特斗争到监狱里的斗争，这些都是他多年地下斗争和领导工运的经验总结，给听课的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随着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开展，全省大中城市的工运工作也迅速发展，逐步建立了工会组织。川康特委建立后，成都市委撤销，程子健直接领导成都市的工运工作，积极推动和组织工人群众起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程子健在工人中组织和发展“成都市工人抗敌宣传团”的同时，从1938年10月至1939年10月，还成功地领导了成都市排字工人三次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并在斗争中重建了印刷工会。此次斗争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全市工人运动的发展。

　　1939年底，国民党顽固派开始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12月下旬，重庆国民党中央党部密令成都当晚逮捕一批共产党人。程子健得知情报后，不顾个人安危，立即组织同志们转移，并亲自通知与自己单线联系的同志。

　　1940年3月14日，国民党在成都制造了“抢米事件”，形势急转直下。川康特委主要负责人在焦家巷召开紧急会议，程子健在会上明确指出:“抢米事件”是国民党特务刻意制造的，其目的是栽赃陷害共产党，是一个大阴谋，和希特勒国会纵火案性质相同。会议决定通知和组织党员同志迅速转移隐蔽。3月18日，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军委委员车耀先等人不幸被捕。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川康特委主要领导干部撤回延安，留下程子健代理书记职务，重组川康特委。在此危难之际，程子健又一次肩负起川康地区革命斗争的重任。

　　然而，情势越发险峻，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特务在成都开始大肆搜捕共产党人。这年夏天，程子健根据党组织的指示撤回到延安，随后被分配在中央党务研究室工作。在延安期间，他在给党中央所写的报告中分析了成都“抢米事件”以来川康的革命形势、党的工作，并提出了今后的工作方针，特别强调“应该更勇敢疏散红色干部”，以保全干部和同志，“隐蔽起来，储才待用”。此外，他还参加了整风运动，并作为四川党代表，参加了1945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1946年4月中共四川省委公开成立后，程子健又奉命回川，任省委民运部部长。在公开省委的领导同志中，副书记王维舟曾在下川东组织川东游击军坚持游击战争，而程子健任省委军委书记时也曾多次发动兵变和农暴。国民党当局对他们十分害怕，于是利用他们手中的报纸造谣称，王维舟、程子健要在四川发动暴动。由于形势愈加紧张，同年9月，中央决定程子健再次撤回延安。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央派了大批干部前往东北，参加城市接管和经济建设工作。1947年7月，程子健调任哈尔滨东北工业部鹤岗矿务局副局长兼党委副书记，分管党务和群众工作。当时，鹤岗煤矿是东北工业部直接领导的主要大型企业，担负着供应铁路交通用煤、直接支援东北解放战争的任务。程子健在此发挥所长，发动群众开展民主改革运动，健全工会组织，培养了许多工人骨干，为煤炭战线输送了大批干部。

　　殚精竭虑心系统战

　　1949年7月，为配备西南解放后四川的地方干部，川籍或了解四川情况的干部按中央的指示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程子健也是其中之一。1949年底四川解放后，在重庆成立了中共中央西南局，刘伯承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兼统战部部长，程子健任统战部副部长，主持日常工作。1954年西南局撤销后，程子健任四川省委统战部部长兼省政协副主席，直到1973年病逝。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程子健奋战在故土四川，为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倾尽自己的全部心血。他在长期领导西南和四川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坚持党的统战政策，从许多方面表现出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很少随风倒或受“左”的影响，对稳定大西南的政治局面和四川地区的革命与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对于执行上级指示，程子健不是照抄照搬上级文件，而是根据文件精神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既有实践又有理论，有利于今后工作的开展。如在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他坚持实事求是地贯彻党的对私改造政策，先试点后研究方案，同时找工商界人士座谈，征询意见并传达政策，对具体问题进行了妥善的考虑与解决，从而使四川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较为顺利地完成。而对于上级指示中不妥的地方，程子健也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在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中，他作为四川省委统战部主要领导人，在热浪冲击中依然保持清醒的头脑，尽力保护了一些党外朋友。

　　1952年四川4个行政区合并时，西南局撤销，组织上准备安排程子健到云南担任副省长。当组织部门征求他本人的意见时，程子健却从有利于四川统战工作开展的实际情况出发，主动要求仍留在四川继续搞统战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对工作，程子健总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多是亲自动手、身体力行；对干部，他爱护有加，宽厚和蔼，循循善诱，富有长者之风；生活中，他严于律己，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淡泊名利，每当追忆革命历史时，总是多谈他人的事迹，而少讲自己。

　　除统战工作外，程子健还重视文化建设。他曾兼任省志编委会副主任。在繁忙的统战工作中，他总是尽量抽出时间参加省志的领导工作，强调要认真编修地方志，并多次主持省志工作重要会议。而作为大革命时期四川党组织仅存的少数领导人之一和四川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人，程子健认为自己有责任来记述革命战友英勇奋战、坚贞不屈、甘洒热血的革命事迹，以教育和激励后人。他不仅经常参加烈士纪念活动，1957年后，还陆续撰写了怀念战友杨闇公、刘愿庵、罗世文、车耀先等8位烈士的文章及一些革命史料，为四川党史、地方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宝贵的资料。

　　在“文革”浩劫中，年近70的程子健再一次承受了严峻的考验。1967年到1972年，他曾先后被关押在成都锦江宾馆、四川大学、省卫干院、昭觉寺等地，接受各种批斗，遭到残酷的折磨。但作为一位久经考验的老战士，他并没有因此对自己终生追求的革命信念产生丝毫的动摇。在强大的信念支撑下，他始终没有放弃，依然关心统战工作。1972年，程子健得以重新恢复工作。然而遗憾的是，就在他刚刚恢复工作1年后即在成都病逝，享年71岁。

　　在50年的革命生涯中，程子健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尽心尽力的工作，为四川地区的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革命事迹将永载史册。

　　（原载于《红岩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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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程子健赠萧楚女的照片和留言

　　萧楚女（1891—1927年4月22日），原名树烈，又名萧秋，学名楚汝，乳名朝富。曾与恽代英一起主编《中国青年》、在广州协助毛泽东编辑《政治周报》，曾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专职教员、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参加过武昌起义、五四运动。1927年4月22日在南京石头城监狱被杀害。

　　萧楚女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是中国共产党优秀理论家、中国青年的良师益友、《中国青年杂志》的创始人之一。他的名言“人生应该如蜡烛一样，从顶燃到底，一直都是光明的。”正是他的真实写照。2010年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据中国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