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杲

　　高富华/文

　　1979年上高中，早熟的同学开始青春萌动，有的将“情诗”悄悄放在女生的书包中。语文老师张强知道后，并没有批评写“情诗”的同学，只是笑了笑说：“我看你们的‘情诗’，连打油诗都说不上。你们真的有本事，就写一部《大渡河的支流》出来。”

　　《大渡河的支流》是什么？我们一片茫然。

　　“这是一部长篇叙事诗，写这部长诗的人，老家就在我们学校对面。将来你们考上大学中文系，课本上会讲述他的这首诗。”张强老师告诉我们。

　　后来，参加四川省高等教育汉语言文学专业自学考试，拿到《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就迫不及待地寻找《大渡河的支流》。果然在书中，我不仅找到了玉杲，还看到了周文，他们都是从雅安走向延安的著名作家。

　　周文的小说，玉杲的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

　　再后来，我结识了王履道，他是我老家芦山县升隆乡中心校的语文老师、校长。在交往中意外得知，玉杲就是他的父亲，玉杲的原名叫王宗尧，老家就在芦山县城的北街。

　　大河奔流，有一条河在芦山县城穿城而过，这条名叫芦山河的河流，正是青衣江的上游，而青衣江是大渡河的支流。《大渡河的支流》写的就是发生在芦山河畔的故事。

　　在王履道“片断式”的讲述中，我大致梳理出了玉杲的“诗与远方”。

《大渡河的支流》

　　《大渡河的支流》稿费：一支钢笔

　　《大渡河的支流》是这样开篇的：

　　夜里，村庄和田野

　　睡熟了……

　　当猫儿不叫，狗儿不咬

　　当夜已深，露水微微的时候

　　然福跳下墙来，影子从墙头

　　落下，像一只疾飞的鸟。

　　毫不夸张地说，仅就《大渡河支流》开篇的一段诗句，就让无数的读者深深震撼。

　　1945年6月，在重庆出版的《文艺杂志》第一卷第二期，刊发了一部长篇叙事诗《大渡河的支流》。长诗通过叙述女主人公琼枝的悲惨遭遇，控诉了那个时代广泛存在于中国社会的不合理婚姻制度。

　　《大渡河的支流》有曲折的故事情节和鲜明的人物形象。故事从贫农的儿子然福和他的情人琼枝在一个“村庄和田野熟睡了”的黑夜相会开始。第二天然福离开了家乡，当壮丁到了抗战前线。

　　然福走后不久，琼枝发现自己怀了孕，绝望地等待着“那不可知的灾祸的来临”。

　　诗歌回叙了琼枝和然福各自处于压迫和被压迫地位的家庭。琼枝的父亲山耳是“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一个刻薄寡恩的老头儿，他残酷地剥削农民，逼死了然福的父亲，拉走了几乎成为他家唯一财产的牛。山耳同有钱有枪的乡长胡玉廷有利害冲突，为了缓和冲突，不惜牺牲女儿，把琼枝许给胡玉廷的儿子，一个“数目也计算不清的傻东西”。

《文艺杂志》

　　“第二年桃子花开的时候”，琼枝被迫嫁到胡家，5个月后生下了孩子，立即被婆婆摔死。琼枝在封建家庭的摧残和乡村舆论压力下被逼成疯子，“她飞跑在田野”，“哭叫在田野”。山耳为了挽回名声，把琼枝绑回家，“用绳子套着女儿的颈子”，暗中勒死，然后放出空气说琼枝“哭着吊死了”。表面上道貌岸然的山耳，在家里却奸污了自己的儿媳妇。封建地主阶级的丑恶嘴脸，通过山耳这个形象暴露无遗。

　　长诗最后以山耳在外乡读书的儿子认清了“家，污秽的，罪恶的渊薮”，毅然同地主家庭决裂，以离家出走而结尾。

　　作者通过这个爱情和家庭的悲剧，强烈地控诉了封建地主剥削制度及其虚伪道德的罪恶。长诗悲剧气氛浓重，有时用景物加以烘托。在描写琼枝的婴儿被活活摔死，琼枝万分悲痛时，诗歌写道：

　　风不要来！

　　老鸦不要叫！

　　梧桐叶子

　　不要哭号！

　　旷野静静地

　　听这含羞的母亲

　　诉苦吧！诉苦吧！

　　尽管《大渡河的支流》在思想上艺术上有不足之处，但作者用感情激荡的诗句不仅描述了一个令人悲愤的故事，而且描绘出一幅富有四川内地地方色彩的旧农村画面，显示了作者在诗歌创作上的才华。

　　《大渡河的支流》发表后，一时洛阳纸贵，读者争相传阅。两年后，由著名评论家冯雪峰推荐，上海建文书店出版单行本发行。

　　冯雪峰对这篇长诗给予极高的评价，他在序言中写道：

　　我觉得这是一篇史诗（我以为这是可以这样称它的，虽然我也以为它还不是所谓伟大的史诗），有着惊心动魄的力量，首先就因为这悲剧在现实上是惊心动魄的。我不能不想起托尔斯泰的剧本《黑暗的势力》来，虽然一个是剧本，一个是叙事诗，但是使人神经颤栗的一点是相同的——这一篇叙事诗，以地主和土豪的残酷剥削及无人性的惨毒，为罪恶的本体和农村黑暗的主要根源；作品所能给予的暗示，除了革命以外，再没有别的能够超脱的路了。

　　大渡河的支流是哪条？作者玉杲又是谁？这一切，让读者不得而知。因为此时玉杲已不知所踪。就连微薄的稿费也无人来领取。建文书店只得找到序言作者冯雪峰，由他代领了稿费。

　　在序言中，冯雪峰是这样介绍作者的：

　　一个为这诗出版而尽力的朋友，认为还应把作者介绍一下，我也觉得这些是重要的。只可惜关于作者玉杲，我知道的很少，现在他又在很远的地方，并且无法通信。他只和我通过七八次信，见过两次面，都在两年前，那时他在重庆郊外的璧山社会教育学院读书，在1945年暑期毕业后，则到川南一所中学去教书。两次见面都很仓促，他很少说话，给我的印象是：微黑的脸，那时大约二十二三岁，从他简短的语言和眼睛的表情上，似乎是一种在农村中可以找得到的那种颇惯于寂寞然而倔强的，自重而深沉的朴素性格。现在我竭力回忆当时他说的话，都记不起了，除了两点似乎记得清楚，一是他说在璧山有些书看不到，这大概是指那些在重庆新出的政治性的书；二是他说他喜欢读涅克拉索夫的诗，可惜他不能读原文。

　　在通信中他说的话多一点，记得他曾说过他是不能也不愿回到他的故乡去了，他大概是川西北人，如诗中所示，但故乡的影子常在他的脑际盘旋。他又在抗战初期到过西北，也是在信中透露出来的……

　　我所知道的只有这一点。他离开四川到北方去，是去年五月间，那时我已到上海，他在动身时曾来信通知，并请托我找地方把这篇诗出版并写一点序。

　　冯雪峰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筹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任中国“左联”党团书记，是唯一一位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作家。曾在重庆、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对于玉杲的去向，冯雪峰自然心知肚明，他早已到了延安。虽然不能明说，但序言还是隐约透露出玉杲到“北方”去了，“北方”指的是什么，明眼人自然明白。

　　稿费交到冯雪峰手里，冯雪峰却交不出去了。这笔稿费便成了一个烫手山芋。看着法币一天天贬值，如果再不用出去，有可能变成一张张废纸。

　　无奈之下，冯雪峰买了一支派克钢笔，心想稿费没有了，好歹还有一支钢笔，有机会再交到玉杲手中，也算是纪念。

　　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9—10月,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作为陕西省代表，玉杲参加了这次盛会。此时，冯雪峰已任中国作协副主席。玉杲与冯雪峰再一次握手，冯雪峰将钢笔郑重地交到了玉杲手中，并鼓励他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其实，玉杲的“失踪”已不是第一次，早年，他曾“逃婚”离开了家乡。

长篇叙事诗《大渡河的支流》

　　玉杲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句话：我不甘心

　　玉杲一生有过两次婚姻。

　　玉杲的祖父是清末的举人，因为有些腿疾，没有入朝做官。但根据清政府给予举人的待遇，每月都有固定的饷银，家里也出租一些田地给佃户。玉杲的父亲是当地的一位私塾老师，会一些中医；玉杲的母亲是当地的名门闺秀，能够识文断字。玉杲记忆中的很多故事，都是奶奶讲给他听的。

　　玉杲生于1919年，是家中老大，下面还有3个兄弟。玉杲从小倍受爷爷奶奶的疼爱，在他小的时候，家人就开始四处给他说“亲事”，让他长大后好传宗接代。

　　1936年，玉杲考入成都省立中学，在成都读书，受到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于是他一心想投奔革命。1938年他悄悄跑到了延安，正如冯雪峰在序言中所说“在抗战初期到过西北”。玉杲到延安后，先是在抗日军政大学读书，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玉杲被分配到延安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工作。但玉杲不习惯陕北的生活，尤其吃不惯陕北的小米，经常拉肚子，他的身体因此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整天病恹恹的，随时都可能倒下。无奈之下，他只得回家养病。

　　在芦山老家期间，玉杲秘密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并组织学生运动，曾被国民党政府拘留。经过家人的多方斡旋，才把他保释出狱。

　　父母为了拴住玉杲的心，便给玉杲娶了一个媳妇。老人是这样想的：等他有了自己的家庭，过上了安稳的日子，他就会把放出去的心收回来。如果玉杲不答应这门亲事，家人就不准许他外出。

　　1940年夏天，在家人的逼迫下，玉杲只得和当地一敖氏女子成亲。几天后，玉杲借口要到芦山县飞仙乡下教书，离开了家。父母怕他逃跑，还安排人时刻跟随着他。

　　不久，在一个夜雨的晚上，玉杲乘人不备，只身一人冒雨偷跑了出去，他连夜跑到了雅安，第二天坐车到了成都。他先是在成都教书，后来到了重庆璧山社会教育学院求学。

　　在此期间，青春飞扬的玉杲诗兴大发，写下了《大渡河的支流》、《刘老五》、《残夜》等多篇长篇叙事诗和一些短诗。

　　后来，玉杲在重庆偶遇一芦山同乡，他意外得知，他离家出走后的第二年春天，敖氏生育一子，取名叫王履道。

　　玉杲一声叹息。

　　后来，他托同乡带回去一封信，向家人提了两个要求，一是让父母劝敖氏改嫁，因为他要革命，再也不会回家了；二是为儿子王履道拍张照片带过来。

　　不久，玉杲再次奔赴延安，踏上了继续革命的道路。

　　离开重庆前，玉杲把他创作的所有的诗稿寄给了冯雪峰，请他处理。

　　到了延安后，玉杲一边从事大众教育，一边进行诗歌创作。1948年，玉杲年又完成了长篇叙事诗《人民的村落》。

　　1956年玉杲回到了芦山老家。此时，他已有了第二次婚姻。

　　原来，西安解放不久，在西北人民革命大学任现代史教研室主任的玉杲，通过同事的爱人介绍，认识了当时已经参加工作的武兰。武兰是西安女子师范毕业的高中生，作为进步学生参加了区政府的工作，任妇女干事。当时刚一见面，作为当时才华出众又早年出名的诗人，武兰就被玉杲的才学所吸引，甚至没有问清这个祖籍四川，从陕北来的“老革命”到底有多大年龄。

　　玉杲告诉她，1940年夏天他离开四川后，再也没有回过老家。在父亲的逼迫下，与当地一敖氏女子拜堂成亲。他离家出走后，得知敖氏生育一子。由于双方没有感情基础，他早已托人带信回家，让敖氏改嫁。将来有机会，他回老家把儿子带到西安。

　　不久，时任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校长的李辅仁亲自为玉杲和武兰主持了婚礼，这被看作是受到了格外的重视。婚后，他们生育了余强、余全两子。

　　回到老家，玉杲第一次见到大儿子王履道。看着已是15岁的大儿子，他又惊又喜。他给家人留下一句话：“我的儿子，我来养。”他告诉敖氏，他已在西安成家。再次嘱咐敖氏找人成家。

　　玉杲把王履道带到了西安。他觉得自己离家出走，亏欠了孩子，他要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王履道在西安上了初中、高中。临近高中毕业前夕，踌躇满志的王履道正准备报考大学时，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城市人口大量压缩，刚摘下右派帽子的玉杲无力对抗，不得不把王履道送回老家。

　　在车站临别时，玉杲把那支珍藏多年、自己都舍不得用的派克钢笔给了王履道。一再叮嘱他：“无论到了什么时候，都不要丢下书本。”

　　虽然有玉杲的两次嘱咐，但敖氏并没有再嫁人。回到老家后的王履道，便与母亲相依为命。无论是在生产队劳动，还是在外出打临工，他都没有忘记父亲的教诲。后来，王履道自学成才，取得了大学文凭，当上了老师，先后在升隆小学、芦山县职业中学当校长，直至退休。

　　只是让王履道抱憾终身的是，在“文革”期间，家里藏着一支派克钢笔，犹如埋着一颗随时都可能爆炸的地雷。后来，王履道只得将钢笔扔进了厕所。时至今日，只要一说起此事，他就心痛不已。

　　新中国成立后，玉杲先是在西北文联专事创作，后任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教研室主任。1956年初，玉杲参与了《延河》创刊，任编辑部主任，他先后签发了贺敬之、张贤亮等人的作品，其中就有经典名篇《回延安》。

　　1956年3月，著名诗人贺敬之回到离别10多年的延安，参观党中央当年在延安各处的旧址，在杨家岭山头上种了树，又探访了母校鲁艺所在地桥儿沟的干部和乡亲，他有一种回到母亲的怀抱的感受。于是，他准备用“信天游”的形式演唱重回延安的感受。但因感冒失声，不能上台朗诵，后来他便写下了《回延安》这首诗。

　　当时西北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郭强与贺敬之住在一个宿舍，郭强看到贺敬之埋头写诗，便问他：“回延安后写了什么大作？”贺敬之风趣地说，“小作”而已，还是用陕北民歌“信天游”写的。郭强便索要诗稿：“信天游更好，我们电台可以请人朗诵，还可请歌唱家演唱。”郭强拿着诗稿回到西安，他请人朗诵和信天游演唱。不料没有获得主编的批准。西安《工人文艺》杂志编辑杨小一看了诗稿，连声称好。然而过了几天，杨小一回话：“领导没有通过。送《延河》杂志吧！玉杲是诗人，他们识货！”

　　此时，《延河》刚创刊，出了第一期4月号。玉杲一看诗稿，击掌叫好：“好诗！好诗！你们不发，我们发！”

　　《回延安》很快在1956年6月号的《延河》杂志上发表了。《回延安》抒写了诗人回到阔别十余年的延安时的喜悦之情，赞颂了延安在中国革命史上的贡献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变化，语言淳朴，感情真挚。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

　　脍炙人口的诗句在几代人中深情传唱，它之所以能打动无数读者的心灵，就在于它对革命圣地延安的真挚情感和对延安精神的礼赞。

　　《回延安》开启了贺敬之创作生涯的第二个辉煌时期。

　　时隔多年，贺敬之讲述了他创作《回延安》的过程及发表始末，面对两次退稿的诗稿，玉杲毫不犹豫地予以刊发。贺敬之的感激之情，跃然纸上。

　　作为编辑，玉杲慧眼识珠，让两次退稿的《回延安》重见天日；作为诗人，玉杲还有自己的“诗与远方”。

　　1957年，玉杲的长诗《方采英的爱情》发表，再一次又给他带来极高的声誉。著名作家柳青对玉杲说：“这又是一部能流传的诗。”

　　只是时代发展得太快，很多人还没有来得及熟读这两部长诗，“反右”和“文革”来临了，曾一度脱离革命的玉杲自然说不清道不明，于是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被下放到户县（今鄠邑区）郊外20多里路崔家湾劳动改造。

　　玉杲在户县劳动改造时，西安市有一位文学青年曾慕名造访。

　　一间老屋，一方土炕，一张小凳，一口铁锅，这就是诗人的新居；

　　一身尘土，一脸沧桑，一副眼镜，一头荒草，这就是诗人的风采。

　　这位文学青年对他说：“听说，你在抗战时期出版了一部长诗《大渡河的支流》，冯雪峰写序，誉之为‘史诗’。这本书很难找，你能不能带来，让我读一读？”

　　玉杲婉言拒绝：“陈芝麻烂谷子，早过时啦。”

　　多年后，这位文学青年写下了一篇《玉杲在户县的日子里》，描绘了当年见面时的情景。

　　1979年春天，玉杲重回陕西省作协。他再一次焕发了青春，担任《延河》副主编、陕西省第五届政协委员，他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历经十年内乱，有的人看破了红尘，但玉杲依然热爱生活。

　　1981年12月，玉杲将他的两部叙事诗、22首抒情诗，由陕西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书名为《红尘记》。

　　1992年8月1日，玉杲病逝于西安，终年73岁，也在这一年，寂寥一生的敖氏在老家芦山县病逝。

　　玉杲去世前，他留下了最后一句话：“我不甘心。”

　　玉杲不甘心什么？他来不及细说，就闭上了双眼，离开了他深深眷念着的滚滚红尘。

　　也许诗人心里所积聚的诗情和激扬，还没有完全喷发出来，他的学识和才情，还可以让他完成更多的美好诗篇，但生命却突然变得如此脆弱，来不及绽放出更加灿烂的光焰……

　　玉杲留给世人的，大渡河支流的涛声，至今依然在家乡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