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

毛泽东给《边区群众报》创办者周文的信

　　周七康/文

　　初次看到我名字的人，不是以为我是在家里排行第七，就是以为我是个男人，当看到我是个女人时，总会好奇地看看我：“这名字……”不用猜，他看到我的名字中有个“康”字，就把我当男人了。我已经习惯了，不管他怎么想，我总还是喜欢我的名字，因为它是我亲爱的父亲周文给我取的，我会永远感谢我的父亲。

　　1952年夏，父亲去世了，快到九月份我要上小学的时候。母亲郑育之对我说：“本来想再要给你另取一个名字去上学，可你的名字是父亲给你取的，你本姓何，但你爸爸干革命后改为姓周，为了纪念他，就不给你改名字了吧。”我当然就同意了。我也感谢亲爱的母亲，是她让我用了一辈子这个名字。

　　我的老家在雅安荥经。父亲生长在中国军阀混战、百姓受难的时期。父亲厌恶旧军阀的混战，厌恶旧社会的黑暗，他渴望平等与自由，于是出川寻找光明。在江南流浪了2年后，在上海参加了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这是中国共产党于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领导创建的一个文学组织，旗帜人物是鲁迅，父亲是得到鲁迅的培养和关怀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父亲的小说曾两次被鲁迅推荐到国外刊物发表。在组织上，左联接受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的领导，父亲曾担任左联执委、组织部部长。

　　父亲参加了革命，虽然人在江南，却日夜不忘家乡的一草一木，春节之际，他写过《每逢佳节倍思亲》，他想念家乡，想念母亲，想念家人及两个未成年的女儿，想念家里美味的腊肉。回忆到他走过的山间小路时，他写过《茶包》，描写茶马古道的山路：“溪上面就是突起的插入天空的高崖，和这边的高峰对峙，从峰腰到峰顶都是丛杂的笔立着的杉松。”可是革命工作在身，不可能回到家乡，他只是把对家乡的思念深深地藏在心底。

　　母亲郑育之与父亲一样，1932年加入“左联”参加革命，父母亲共同担任中共地下工作。1933年，他们参加了宋庆龄主持的在上海远东反战会议的筹备工作、宣传工作和掩护工作。上海远东反战会议后，国民党当局对此次国际会议的胜利召开恨之入骨，到处抓人，上海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10月，母亲被叛徒出卖被捕。但她在狱中勇敢机智，对党忠诚，立场坚定。母亲出狱后也一直与父亲做着党的秘密工作。保存秘密文件；为潘汉年、冯雪峰等人送信等。父亲担任党中央驻上海联络处的政治交通员，来往于西安和上海传递党的文件；安排人员护送营救出狱的丁玲平安到达陕北；替鲁迅采购火腿、香烟和羊毛围巾，并交西安秘密联络处转送党中央；王稼祥在上海等待去苏联的治伤期间，由父母亲担任秘密掩护工作，直至其安全离沪……党交办的每一项任务，父母都能出色地完成，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和优秀品质。

周文在上海参加左联

　　母亲做的革命工作和入狱表现也影响了她的姐妹们从不懂革命，到同情革命，再到支持革命，特别是她的七妹，我的七姨郑玉雯，她是最先帮母亲传送书信的人。

　　1937年，抗战刚爆发，七姨马上报名奔赴陕北根据地延安，走在抗战最前沿。也是上海青年最先到延安去的人之一。一个在上海长大的女青年，不怕吃苦去到延安，就足以证明她的革命热情。七姨在延安女大读书，同时是女大女子篮球队的主力队员，我虽然没看到她本人，但看到她的照片，身穿军装，双腿绑着绑带，高大的个子，一看就是个打篮球的，充满了青春活力。母亲常说，1940年他们到达延安后，每星期七姨都会来家里看看，每次组织上给父亲配给的猪肉，母亲总是叫七姨一同来分享。当时猪肉供应很少，只能吃一两顿，所以不能给七姨留一些，只能来一起吃一顿。打球需要好身体，母亲也趁机给她增加营养。七姨在女大毕业后，分配到米脂工作。大家工作都很忙，路又远，交通不方便，她来家里就少了，只能靠书信来往。

　　1937年10月，父亲回到大后方成都，做文化战线的统战工作。见到了由祖母抚养长大的两个姐姐。他把两个女儿的名字改了，一个叫文康，一个叫靖康。为什么女孩子都有个“康”字呢？因为当时我们家乡属西康地区，雅安曾是西康省（1955年归属四川省）的省会。父亲心里有家乡，日夜想念家乡，似乎给女儿起名字里带上这个“康”字，才能把他思念家乡的感情倾注到永远，同时也想两个孩子不论走到哪里，也都不应忘记自己的家乡在西康。他在家乡工作了两年后，带着两个女儿去了延安。至今，延安保小的同学都一直这样称呼两个姐姐：文康、靖康。

　　母亲到了成都后，担任上层妇女界的统战工作，组织四川省妇女抗敌后援会，深入到高官家里做那些太太们的统战工作，开会、募捐、制作被服等，工作艰巨又危险。但母亲总是战胜了各种困难，1939年夏，母亲在成都患上了肺结核，吐血厉害，病倒了。

　　自从1937年国民党迁都到重庆后，四川的中共党组织机关被国民党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国民党抓捕杀害，革命形势非常严峻。1939年9月，父亲的上级领导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到南方局开会回来，传达中央指示：根据形势发展，有可能逆转，暴露的党员要隐蔽、疏散。党组织也决定父亲撤出成都到延安去。父亲听到调他到延安去，非常高兴，那是他多年的心愿。但是，去延安的路上，国民党到处设有关卡，把守严密，已经乘八路军办事处汽车离川的人被阻了回来，有的被抓了，特别是带小孩的，一律不准通过，父亲恰恰要带两个姐姐去延安，所以决定等待机会再走。

　　11月，二战区山西民族革命大学（简称民大）派人到重庆、成都招收学生、聘请教授。二战区与延安只一山之隔，党组织决定利用这一机会将党员干部和进步学生报考民大，进行撤退。一路由民族大学招生工作人员带队，可以避免一系列的严查。父亲被民大聘为“民大”教授，母亲被聘为“民大”指导员。

　　12月8日，父母亲带着两个姐姐，与招收的120名新生一起步行开往山西。一路上，好像是在虎口里行走，随时会遇到国民党的袭击。父亲是带队人之一，一路上要与其他带队人在一起商量事情，也经常开会，不能很好照顾有病的母亲及10岁和11岁的两个女儿，两个姐姐幸好有队友帮忙照顾。

　　行走对他们来说很艰难，天气越来越冷，北风越来越烈，有时下起大雪，迎着风雪前行，爬过巴山，越过秦岭，三千米海拔，三千里路程，时时都考验着他们，母亲身体虚弱，她完全是凭着毅力走路，坚强乐观，不怕吃苦，好强的性格不肯落在别人的后面。虽然有行李车可以坐，但母亲仍然尽可能地走路，她用走路来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坚持到后来，奇迹出现了，她的吐血渐渐少了。

　　父亲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转交党的组织关系及汇报情况时，得知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阎锡山在山西挑起晋西事变的消息。根据中央指示，决定把所有的学生及一路同行的旅外剧社、华侨小分队共180多人全部带到延安去。当学生大队走过交道镇，从茶坊三岔路口开始，在八路军某部四团的掩护下，沿着咸榆公路连夜急行军奔向延安，父亲母亲和两个姐姐也都胜利地到达了延安。

　　到达延安的第三天，毛泽东便邀请父亲谈话，父亲听从毛泽东的建议，担任大众读物社社长，创办一张为提高群众文化水平的报纸。母亲因身体还未完全恢复，中央组织部就没有另外给她分配工作，母亲在大众读物社担任了会计工作。她好不容易到了她日夜向往的延安，她后来常说：“延安吃的小米把她的病养好了，安定的生活使她很愉快，再艰苦也能克服。”她从不考虑自己的身体，总是努力地工作。1941年12月9日，母亲受到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颁发的模范妇孺工作者、模范妇女的奖状。

　　父亲曾在国统区多次办报，却屡屡被国民党当局以各种无理理由而被迫停止出版。在延安时，父亲主持的延安大众读物社，1940年3月25日创办了《边区群众报》，报纸有特色，识字少的人能看得懂，不识字的人能听得懂。1940年8月，又创刊了《大众习作》，这是一个为培养通讯员和为初学写作者提高写作能力而办的刊物。《边区群众报》和《大众习作》在通俗化的工作上很有成绩，备受欢迎，毛泽东亲笔写信给父亲：“《群众报》及《大众习作》第二期看了，你的工作是有意义、有成绩的，我们都非常高兴。”

　　由于国民党的严密封锁，使得延安地区经济极其困难，纸张奇缺，《大众习作》只出版了6期，只能停办，父母工作和生活上都非常节省，两个女儿读书时都没有纸和笔，勤俭节约成为延安人最基本的品德。

1945年1月，作者周七康在黄河边上出生

　　1941年2月，母亲在延安生下一个男孩，取名何俭朝，这是我的哥哥。父亲希望这个儿子要懂得勤俭，也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有朝气的男子汉。在父亲的教育下，哥哥的一生确实做到了勤俭而又有朝气。

　　1942年8月，父亲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带头执行精兵简政，调到比延安更艰苦的晋绥边区工作，母亲带着哥哥同时去了晋绥革命根据地。父亲在晋绥七年的时间里，曾担任中共晋绥分局宣传部秘书、晋绥边区领导人林枫的秘书，后又担任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和晋绥边区秘书长。长期兼任《晋绥日报》《晋绥大众报》两报社的领导工作。工作地点在黄河以东兴县北坡村。母亲被分配在抗战日报社任编辑，后又担任资料员工作，方便了解各个边区的情况，工作地点在黄河以西的杨家沟。爸妈两人不能在一起生活，哥哥只能是母亲一人带领，边工作边带孩子。还要开垦一块土地种植蔬菜，自给自足。

　　1945年初春，解放区整风结束。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为组织和保障全中国人民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中共“七大”，在选举中，母亲被选为“七大”代表。

　　1945年1月，母亲正怀有身孕刚刚七个月，但因患上丹毒，全身不适，便生下了一个女婴，那女婴就是我。我出生在黄河边上的小村庄，没有大医院那么好的条件，又没有暖箱，又没有什么药物医疗，母亲只能把黄河边上的沙土在炕上烤热，包起来捂在我的身边帮我取暖，母亲说，因我太小了，吃奶都困难，母亲只能自己挤点奶出来喂我。我出生的也真不是时候，4月，正赶上要召开“七大”，母亲还要去延安开会，可因为我这个不足月的孩子，一刻也离不开母亲，母亲几次申请带着孩子一同去延安，都没被批准。

　　中共中央于1945年４月23日——６月11日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全国121万名党员。母亲是正式代表，却不能去开这么重要的会议，她这个“七大”代表，也终究不能到会上投上她那庄严的一票。到了九十年代，母亲去延安时，才在“七大”会场的投票箱前补投她那迟到的一票。母亲这才圆了她去“七大”的梦想。

　　就在“七大”召开的前后，还从延安米脂传来了七姨病故的消息。又过了一段时间，组织上为了照顾母亲，同时也为了照顾好我这个不足月的小婴儿，调母亲到北坡村与父亲在一起生活，在家照顾我和哥哥。到了父亲那里，父亲看着这第四个，也是最小的孩子，想着该叫什么名字呢？七个月生下来的小女孩，希望健康成长。对，就叫七康吧！也因为这个小生命，母亲没能参加“七大”会议，为了纪念母亲是“七大”代表，同时还要纪念他们的好七妹郑玉雯。就这样，我的代表三重意思的名字取好了。名字中的“康”字，当然是为了希望我健康，同时也是为了我与两个姐姐一样长大以后，无论走到天涯海角都不能忘了我们老家在西康。

　　在母亲的细心呵护下，我这小生命渐渐长大，虽然自幼体弱多病，但还算争气，上了小学中学，读了自己喜爱的专业，工作满三十年后退休。我每长一年，我都加深一层对父母亲深深的爱和对他们无限的崇敬。是他们生养了我们，教育了我们，为我们做出了好榜样。

　　1949年9月，父亲担任中央马列学院（即中央党校前身）秘书长。1952年逝世。

　　丁玲曾说：“周文同志既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旗帜的党的事业中的一个坚定顽强的战士，又是以鲁迅先生为旗帜的左翼文化战线上的一个埋头实干的作家。”父亲集革命家与小说家于一身，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作品多以揭露、讽刺、鞭挞川康地军阀吏治的丑恶嘴脸为题材。他曾将苏联著名小说《毁灭》《铁流》改编成通俗本，得到鲁迅的赞许。先后出版各种短篇小说集以及中篇小说《在白森镇》、长篇小说《烟苗季》等。

　　我和哥哥、姐姐为完成母亲未完成的工作，花费很多精力和时间收集、整理了父亲的文稿，得到各方的支持和帮助，出版了4卷一套的《周文文集》（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了却了多年来的夙愿。2009年末，我们将父母的骨灰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和上海龙华烈士陵园接出，合葬于上海西郊的一个公墓。他俩在上海相知相爱，分别半个多世纪，最后一起安息在上海。墓碑上刻有张爱萍的题词：“人民作家，大众知音。”

　　相关链接

　　永远的缅怀

　　近十多年来，在北京、上海、西安等地共为周文召开了多次纪念暨学术研讨会，四川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分别为其出版了《周文文选》，其他的研究书籍《周文与先进文化》、《再论周文》、《周文论文艺大众化》、《周文代表作》也相继出版，人们以各种方式纪念、缅怀着周文。

　　周文主要著作书目

　　《毁灭》（小说改编）苏联法捷耶夫原著，鲁迅译，1933年5月，上海，光华书局

　　《铁流》（小说改编）苏联绥拉菲摩维支原著，曹靖华译，1933年5月，上海，光华书局

　　《父子之间》（短篇小说集）1935年9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分》（短篇小说集）1935年12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多产集》（短篇小说集）1936年8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烟苗季》（长篇小说）前部，1937年1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后部，1938年5月；前后部合订本，1938年10月，均为同一出版社

　　《在白森镇》（中篇小说）1937年1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爱》（短篇小说集）1937年3月，上海，开明书店

　　《周文短篇小说集》 1940年1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周文文选》（上、下册）1980年5月，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周文文选》 1981年9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据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