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流/文

 陈云

　　1935年6月，夹金山下发生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两个重要事件：

　　中央红军进入宝兴，翻越长征途中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

　　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的陈云，悄然离开红军队伍，只身出川，赴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

陈云和席懋昭的雕塑

　　一次没有记载的会议决定：陈云出川

　　1935年6月7日,中央红军先遣部队在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后，经荥经、天全、芦山，进入宝兴县灵关场(当时属天全县)。接着,大部队陆续进入，并经灵关、穆坪（宝兴县城），直奔夹金山。6月12日,红军先遣部队胜利翻越了海拔4000多米的夹金山。

　　就在红军中央纵队即将从灵关启程赶往夹金山时,中央通知陈云停止长征，执行“泸定桥会议决定”，秘密出川赴上海。

　　“泸定桥会议”在中共党史、军史、长征史和中国现代史上都没有记载。

　　陈云同志在1985年2月的回忆录中说，那次会议是红军夺取泸定桥的当天晚上(1935年5月29日)开的。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和陈云等人。会议主要决定了两件事：一是红军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避开人烟稠密的地区，与在岷江流域一带活动的红四方面军会合；二是派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设法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至于陈云何时离开大部队，会议并没有确定。

　　陈云赴上海，重任在肩。当时中共上海局遭到敌人严重破坏，几乎停止了工作。同时，由于长征，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后来召开的遵义会议，共产国际也还不知道。并且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威信日益提高，但是在组织上遵义会议仍决定洛甫（张闻天）取代博古（秦邦宪）在党内“负总的责任”,毛泽东仅从政治局委员补为政治局常委。这些都需要向共产国际汇报，并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帮助。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陈云的汇报发挥了重要作用。1936年1月24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张浩)根据季米特洛夫关于“在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的意见,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电告南下在川康的张国焘：“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同时电令张国焘取消“第二中央”,成立西北局。

　　从大渡河到夹金山下，跟着中央纵队长征的陈云，一边行军，一边在做出川的准备。

　　一个口头传达的重要使命：护送出川

　　6月12日，陈云接受任务后，立即准备启程。

　　从灵关到上海，路途遥远艰险，沿途国民党军警特务戒备森严，陈云人生地不熟，又是一口江苏口音，没有可靠的人护送绝对不行。选谁护送呢？经过慎重考虑，艰巨的任务落到了一个只当了6天红军的战士身上。

　　这位红军战士叫席懋昭，别看他只当了几天红军战士，其实，他已是有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的中共党员，红军来之前，他的公开身份是灵关小学校长。

　　席懋昭当时才23岁,但已是身经百“战”，上中学时便开始领导学潮，1933年春在成都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10月，党组织遭到破坏，叛徒出卖了他，他立即按上级指示转移到了荥经县，后又转到天全县，通过在川军24军任营长的长兄席伦的关系，在灵关小学谋了一个校长的职位。他与妻子贺伯琼一起在灵关以教书为掩护，秘密开展地下工作。1935年5月下旬，听说红军正朝天全挺进，席懋昭马上与他培养的积极分子魏守端一起，拉起一支小游击队，神出鬼没地伏击国民党部队。

　　6月6日晚,他带领游击队在天全县城附近，与中央红军先遣队接上了头，并带路避开敌人重兵把守的大路，抄小路，走捷径，从“十八道水”（地名）直抵灵关。从此一连6天，红军源源不断从灵关经过，向宝兴进发。席懋昭组织群众迎来送往，忙得不亦乐乎。

　　12日这天，席懋昭正冒着蒙蒙细雨组织游击队跟随红军长征，忽然接到中央红军两名指挥员交派的任务：“现在中央决定派陈云同志回上海恢复党的组织，组织研究决定由你护送陈云同志出川。”

　　“坚决完成任务!”席懋昭连想也没想，便高兴地接受了党交给的任务。他十分清楚，这是党对他的信任，是无上的光荣。他来不及回家告诉妻子，就转身跑到了陈云的住地。

　　他见到陈云后不久，红军指挥员又带来一位名叫陈梁的同志，与他一起护送陈云出川。

　　他们商量好路线，从灵关到成都，再从成都到重庆。为了避开追击敌军，他们决定绕道荥经，再折回雅安，然后取道成都，直奔重庆。

　　当天，也就是陈云30岁生日的头一天，他们冒着细雨出发了。

　　一出“捉放曹”的好戏：闯过虎穴

　　从灵关到荥经，全是泥泞小道。陈云、席懋昭、陈梁一行3人化装成教师和商人，高一脚低一脚，爬坡下坎，走得很慢。走出灵关不远，忽然一个30多岁的男子跌跌撞撞地从后面跑过来。他浑身是泥，慌里慌张，席懋昭扭头一看，此人正是国民党天全县的教育局局长。席懋昭向陈云使了一个脸色，大家会意一笑。

　　原来，此人姓熊，是他们一行出川到雅安的“护身符”，是党中央为了确保陈云的安全，巧妙地安排的一个小计谋。这人在红军攻下天全县城时，匆匆出逃，结果被红军抓获，经审讯得知，他原来是荥经县的一个地主，通过关系被任命为天全县的教育局局长。当时中央已决定要派陈云同志去上海，认为可以利用这个教育局局长让他为陈云“带路”。于是把他押解到灵关，待陈云一行离开灵关后，故意给了他一个“逃跑”的机会。这个“捉放曹”巧计，陈云在同席懋昭商量行程时，红军指挥员就告诉了席懋昭。

　　“熊局长，你怎么在这儿呀？”席懋昭故作惊讶，接着又装作讨好顶头上司的样子，“快歇口气，看你跑得满头大汗。”

　　“你……你怎么也在这里？他们是啥子人？”熊局长看着陌生的陈云、陈梁说。

　　“我们都是躲‘霉老二’（国民党下层对红军的称呼）的。”席懋昭接着介绍陈梁，“他是我冕宁的远房亲戚。”又指着陈云说：“这位是做药材生意的商人，他们刚到灵关就碰到霉老二，生意也不敢做了，只得赶紧跑回家。”陈云摘下礼帽，向他行一个礼。

　　“哎哟，大家都是落难人。一起逃吧！”熊局长见席懋昭讲得十分诚恳,信以为真,也讲出了自己的实情。于是四人结伴而行，向荥经走去。

　　从灵关到荥经，虽然都是翻山越岭的崎岖小道，但是由于是非常时期，沿途仍有一些民团设置的哨口。好在熊局长与这些民团都比较熟，所以只需他打个招呼，点个头，民团连查都不查就一路放行了。

　　第二天，他们顺利到达荥经县城。由于一路上谈得十分“投机”,也算是“患难之交”了，所以熊局长再三邀请他们到他家做客。为了多了解一些荥经到雅安和成都沿途的情况，也稍作休息，他们同意了。

　　在熊家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又出发了。

 陈云为席懋昭写了翔实而又珍贵的证明材料

　　一则“失物声明”启事：平安抵蓉

　　从荥经到雅安，再从雅安到成都，陈云一行昼夜兼程。虽然路上遇到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盘查，但是他们沉着应对，都一一过了关。走了五六天后，总算顺利进入了成都。

　　当时的成都，有蒋介石亲自坐镇，到处增岗加哨，戒备森严，稍有风吹草动，特务和警察便惊慌得满天飞。警车一辆接着一辆地呼啸而过，过路行人都要受到搜身盘查，稍不注意，就会惹来杀身之祸。席懋昭在成都读过书，对成都的街道十分熟悉。穿大街过小巷，他机智巧妙地应酬，保护着陈云顺利进了城。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陈云决定与席懋昭、陈梁分头行动。

　　陈云持刘伯承同志的一封亲笔信，找到了刘伯承的好友、美丰银行的董事胡公著先生。陈云在美丰银行楼上住了一宿，第二天一早，就托人去成都春熙路中段31号的《新新新闻》报馆，刊登了一则《廖家骏启事》,内容为：“家骏此次来省，路上遗失牙质图章一个，文为廖家骏印。特此登报，声明作废。”这个启事是陈云事先与周恩来商量好的。是向中央发回的暗号，表明陈云已顺利到了成都。

　　然后陈云辞别了胡公著先生，在约定的地方与席懋昭、陈梁相会。三人一起立即奔赴重庆。他们先乘汽车，后来又步行到了重庆。陈云同志持刘伯承同志的另一封亲笔信，几经寻访，终于在一个药铺里找到了刘伯承同志的弟弟，在他家中住了下来。

　　稍稍休息几天之后，陈云同志买好了轮船票，席懋昭、陈梁把他送到朝天门码头登船。起先，陈云打算让席懋昭陪他一起到上海，但席懋昭说：“我一口四川话，走出四川，容易暴露。”陈云沉吟片刻，“那你回去吧！”

　　伴随着轮船汽笛一声长鸣，陈云的身影渐渐地消失在茫茫江雾中……在过去的十多天里,在席懋昭、陈梁的护送下，陈云在蒋介石亲自督战的敌占区，艰险地走过了700多公里的路程。随后他又独自闯过了数道的险关，终于抵达了上海。

　　陈云出川到上海后，发现难以活动，便于1935年9月转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了长征及遵义会议情况。

　　一生的牵挂：永远铭记

　　陈云一直没有忘记席懋昭。1937年11月下旬，他从苏联回到延安。就在延安机场举行的欢迎仪式上，陈云与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席懋昭重逢了，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第二天，席懋昭如约拜望陈云。他们畅谈了重庆分别后各自的情况。当陈云听说席懋昭与他分别后就遭到国民党通缉，后来还坐过牢，是四川籍著名民主人士张澜的帮助才出了狱时，他默默不语，深为党有这样一位不畏艰险、赤胆忠心的党员而自豪。

　　临别时，陈云拿出一双呢子拉链棉鞋和一听罐头，送给席懋昭，并要他常去玩。

　　1938年2月，席懋昭学习结束后又回到四川，在中共四川省工委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前妻死后，席懋昭与席珍结了婚。1948年3月8日，由于叛徒出卖，他在雅安街头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被秘密押送到重庆渣滓洞监狱。1949年，在震惊中外的“11·27”大屠杀中，席懋昭牺牲在重庆解放的前夜，年仅37岁。

　　席懋昭虽然牺牲了，但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特别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一直向子女讲述席懋昭在艰苦岁月中的不朽功勋。在解放前后，陈云曾经多次向四川的同志询问席懋昭的下落，但一直未能找到。1983年4月，陈云偶然得知席懋昭在重庆解放前夕牺牲在渣滓洞，便立即向中共仪陇县委（席懋昭是仪陇人）和中共四川省委询问情况，并为复查席懋昭的问题提供材料和线索。同时，他还非常关心席懋昭是不是被定为烈士？他的子女在哪里工作？经过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和中共仪陇县委的调查，很快查清了席懋昭的革命斗争历史。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派人把复查席懋昭的情况和席懋昭革命斗争事迹及照片报送陈云同志。

　　陈云同志经过认真审阅和仔细地辨认后，于1983年12月20日亲笔署名为席懋昭写了翔实而又珍贵的证明材料：“……最近，四川省委组织部送来材料，证明席懋昭同志确曾担任过灵关殿（村）小学校长，他的爱人也在该校当过教员。另外，还送来一张他的照片，这些情况以及照片，和我的记忆完全吻合，因此可以断定，席懋昭就是当年护送我从灵关殿（村）到成都、重庆的那位同志。”

　　陈云根据席懋昭一生的革命活动和对党做出的重要贡献，指出：“我认为，应当肯定席懋昭同志为革命烈士，并记下他在完成护送我出川这一党的重要任务中的功绩。”

　　早在解放初期，席懋昭的妻子席珍就收到了重庆军政委员会的证明：“席懋昭牺牲在重庆渣滓洞。”但由于以前的地下斗争，采取的是单线联系，无人证明席懋昭过去的工作。当年，席懋昭被捕时，席珍刚怀上席康桥不久。作为遗腹子，席康桥从未见过父亲。

　　1984年初，席珍跑到北京，她想见陈云一面。谁知，她去的不是时候，陈云生病住院。当陈云事后得知席珍到过北京时，一再责怪秘书不该把席珍拦在门外。最后，他亲自打电话问席珍：“大家都是老同志，你是什么困难和要求，请说出来。”但席珍什么要求也没有说，只是告诉陈云同志：“只要历史没有忘记席懋昭就行了……”

　　1984年5月28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决定，追认席懋昭同志为革命烈士，并追记大功一次。他的功绩载入了中国现代革命史册。